1945年正值抗日战争结束、国共内战前夕，上海刚从日本占领下光复，社会经济处于剧烈动荡与恢复初期。幼稚园（即幼儿园）在当时属于非义务教育、高度私人性质的早期教育机构，主要由教会、慈善组织或私人开办。
入园门槛较高，通常只有中上层家庭（如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、商人、外国侨民等）有能力负担学费并重视早期教育。
外籍家庭、教会背景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进入由教会或外国机构设立的幼稚园，例如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在沪设立的学校附属幼稚园。
本地华人家族中，知识分子、民族资本家、部分官僚家庭是主要生源，普通工人、市民阶层极少送子女入幼稚园。
而当时在上海的人口中，工人、佣工、无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合计占上海总人口的70%以上。据研究，工人通常占上海人口的1/4至1/5，家庭服务人员（含佣人）约占在业人口的20%–22%，这两类人群普遍被归为“比较贫穷”或更贫困阶层。所谓“富人”主要指外资企业高管、买办、少数民族资本家及政府高官，其数量远少于工人和服务业人口。
综合判断，穷人比例估计在70%–80%之间，富人比例可能不足5%，其余为勉强维持生计的“中下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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